最近武汉病毒研究所被推到风口浪尖了。
病毒研究所和P4实验室
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微生物研究室，在1956年创建，在1978年的时候，改为中国科学院病毒研究所，属于中科院的下属单位。病毒研究所有2个一级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点：生物学和基础医学，还有个二级学科的学位点。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共有260多名员工，320多名研究生。
病毒研究所实力很强，有一个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。这个实验室是2004年创建，依托单位是武大和病毒研究所。
病毒研究所最厉害的是在2015年，建成了中国，甚至是亚洲头一个P4实验室。P4是指生物安全等级为4的实验室，这是生物安全等级最高的实验室。
这个等级其实是按照传染病的烈性程度来分的。第一级的微生物，不会损害人健康；第二级的，能让人生病，但不严重，而且有预防和治疗的方法；第三级的，会引起严重或致死疾病，但可以预防和治疗；第四级的，会引起严重或者致死疾病，而且无预防措施，无药可治，像非典的冠状病毒、埃博拉病毒或者天花病毒等，都属于只能在四级实验室里研究。
在这种实验室里面研究，就要保证隔离和隔绝，不能让这些微生物跑出去，当然也要保证实验室里面的空气一直是干净的，否则外面人没事，里面的人就要中招了。
这种实验室的等级划分都是有惨痛教训换来的。在人类历史上，曾经有天花病毒从实验室里泄露，在小范围内产生了天花疫情。还有北京实验室曾泄露过非典病毒，也造成了多人感染非典的人为事故。
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15年建设这个实验室，在2018年通过验收，所以，武汉病毒研究所是研究非典病毒的一个重要单位。
因此，当国外有新冠肺炎病人，但武汉宣称没有人传人时，有人就说，武汉不可能搞错，因为它们有最先进的P4实验室。就是从那时，我才被科普，知道什么叫P4实验室，也才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存在。
不过，那时的病毒研究所并没有出名。出名的原因是在1月31日，上海药物研究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发现：双黄连可以抑制新冠病毒。这个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。我已经发现，任何中医的消息都会引发公众巨大的反应，而且两派意见截然相反。一批人极为相信，第一时间，双黄连在各地药房都被抢光；另一批人极为反感，开始起底药物研究所和武汉病毒所。
药物研究所的事情就不说了，就说病毒研究所的事情。
石正丽
石正丽
每次瘟疫起的时候，总有阴谋论的说法，电影也曾经有过，人类把实验室里的病毒放出来，几乎把人类灭绝了。这次的阴谋论起源是在印度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《惊人相似》的文章，说新冠病毒中有4个片段与艾滋病毒有相似性。其实，这文章出来就受到了大家的质疑，因为序列不完整，如果切断来比对，很多病毒会有很多相似的。
不过，阴谋论不可遏制地起来了。一开始，大家阴谋的是美国，认为美国给中国释放了生物武器。这个说法在非典时期就有，因为觉得这病毒极为烈性，但来无影，去无踪。经过几年之后，科学家们找到了元凶，是蝙蝠身上的病毒，传到中间宿主，比如果子狸身上，再传到人身上的。
其实，人类的烈性传染病大部分都来自于动物身上，某天这个病毒突破了结界，来到人身上时，都是极为烈性，而且一开始就是来无影。
但没有两天，阴谋论的矛头指向了病毒研究所。
因为大家已经开始关注病毒研究所，发现研究所是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，而且发现，石正丽研究员在5年前的论文里就说了，人类可以构建新的冠状病毒，能传播到人身上。于是，大家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石正丽身上。
石正丽是病毒所学术委员会的主任，应该就是病毒所的大拿之一。2月2日，石正丽愤怒辟谣：她愿意用生命担保，新冠病毒跟实验室没有关系。
关于新冠病毒是不是实验室泄露的，网上已经吵得不可开交，科学院对此也进行了辟谣，有些人还准备实名举报石正丽。我看了那个举报文章，认为哗众取宠的成分居多，至少从质疑者的资格上来说也不够，至少是生物界专家才行。
不过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2月3日，Nature网站上线了两篇武汉新冠病毒的论文，其中一篇是病毒所石正丽研究员团队投的，是1月20日投稿的。她在论文里面说，武汉新冠病毒跟非典病毒有接近80%的一致性，跟某种蝙蝠冠状病毒有96%的一致性。
阴谋论者更会拿这件事来说事。
我的关注点不在这儿，武汉封城是1月23日。石正丽的文章是1月20日提交，另一篇文章是复旦团队1月7日提交的。我想说的是，作为经历过非典的研究人员，当看到这样的数据第一时间是发表论文，而不是向公众宣布，作为科学家的伦理来说，是有点亏欠的。主要责任当然不在他们身上，但我觉得是有责任的。
王延轶
大家在起底病毒研究所的时候，第一发现了病毒研究所的所长是位80后美女王延轶。其实，对于科研人员来说，年轻根本不是个事，很多大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年轻时候做出来的，像牛顿、爱因斯坦等都是20多岁做出了最伟大的成就。
但大家一下子就盯上了王延轶，主要是觉得她的简历不过硬，而且升迁速度过快。
2004年，王延轶北大生物系毕业，2006年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毕业。2007~2010，在武汉大学读博士。
王延轶是个在职博士，2006年在武汉大学当讲师，2010年博士毕业后，升为副教授。这倒也无可非议，如果博士期间成果不错，当个副教授也是可以的。
2012年起，王延轶进入了病毒所，先当学科组长，再当病理研究中心副主任，2018年当上了病毒所所长。
病毒所是个厅级单位，王延轶37岁当上了厅级领导，非常厉害。其实，如果没有她跟舒红兵的关系，大家也不会太说什么，因为她的SCI论文有30多篇，而且作为所长，重要的是学术和管理兼顾，并不需要是学术最牛的人。
但由于她跟舒红兵的关系，让大家觉得她当所长有不可言说的内幕。
舒红兵
舒红兵1967年生人，是武汉大学副校长，在2011年就当上了院士，是王延轶的丈夫。王延轶是1981年生人，俩人相差14岁。年龄不是关键，关键的是，舒红兵在回国前是科罗拉多大学的老师，王延轶和舒红兵也许是师生关系。有谣传王延轶是舒红兵的第四任夫人，这个传言我不太相信，但舒红兵之前的婚姻破裂跟王延轶是否有关系，还是让人遐想的。
总之，王延轶后来到武大工作、读博，这些事情都应该在舒红兵的关照之下，去病毒所跟舒红兵应该也有很大关系。因为病毒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是跟武大共建的。
这个世界上，夫妻同为科学家的很多的，像居里夫妇，这些天在武汉疫情里频频露面的李兰娟院士。李兰娟院士的丈夫也是院士，但李兰娟院士在人工肝方面有很多成就，在2003年的非典防治中，采取了许多非常创新而有效的方法，在浙江的非典防治工作中，立下了头功。她曾经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，还获得过2次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。当这些沉甸甸的成果摆在别人面前时，没有人会说三道四。
但王延轶缺乏这些成果，所以，要堵悠悠众人之口，还需努力。
另外，深感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立了这么好的实验室，在关键时刻，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，而不是发表论文。这个教训真是惨痛。
大家觉得呢？
转自百度百家号